本文《易经》中的卫礼贤与中国文化(图)
本文《易经》中的卫礼贤与中国文化(图)
◎本文整理自《荣格与中国文化》，申荷永 高岚/著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；为纪念卫礼贤诞辰149周年，与大家分享。
在诸多西文《易经》中，卫礼贤的翻译始终是最重要的版本，影响深远。
《易经》（卫礼贤翻译版本）
2011，卫礼贤孙女贝蒂娜完成其电影制作：“《易经》的智慧，卫礼贤与中国”。影片上映即在欧洲引起轰动。随后2012年，借第五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的召开，我特别邀请贝蒂娜前来中国，她带着其《易经的智慧，卫礼贤与中国》，并将其在大会上做英文首映，同样引发与会者的强烈共鸣。
卫礼贤是在劳乃宣的指导下着手《易经》的翻译，被荣格称之为最伟大的工作和杰出的贡献。劳乃宣曾记录与卫礼贤一起译经的细节：“尉君自以《孟子》翻译德文，每日来弟寓，由弟讲授一小时，归而笔译。又以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著之书译中文，由尉君与周玉翁之孙叔弢（原名周暹，字叔弢，以字为行。著名政治家、 实业家、收藏家——记者注）同译，而弟为之修饬而润色之。”
在劳乃宣指点下，青灯孤影，卫礼贤“理解确切而透彻”地翻译起《易经》。卫礼贤不仅将劳乃宣所传《易经》翻译成德文，而且，按照劳乃宣的要求，他再从其翻译的德文，译回中文。两人切磋琢磨，直到心满意足始为定稿。
卫礼贤在其《中国心灵》中写到：“我们工作得非常认真，他用中文翻译内容，我做下笔记，然后我把它们翻译成德语。”然后，卫礼贤再把德语译回汉语，“他（劳乃宣）则进行对比，检查我的翻译是否在所有细节上都准确无误。而后，再审查德语文本，对文字进行修改和完善，同时做详细的讨论。我再写出三到四份译本，并补充上最重要的注释。”
卫礼贤说，他与劳乃宣的日常交谈，使其逐渐进入中国文化的精深之处。劳乃宣之所以建议他来翻译《易经》，是因为在劳乃宣看来，《易经》中最为关键的传统已经濒于消亡。而劳乃宣本人，则正是中国文化薪火相传的守护者；他的老师，与孔子后代关系密切，珍藏孔子墓地的蓍草，将易经的精髓传授于他；而他，在那特殊的时刻，将其传授给卫礼贤。
将《易经》传授给卫礼贤，使其在西方弘扬，似乎是劳乃宣的使命，当然也是卫礼贤的命运。或许，劳乃宣正是效法孔子与古代圣者，要将文化的火种相传递；于是，卫礼贤，卫希圣，名副其实，也由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守护与传递者，尤其是在此中国文化面临王朝倾覆、空前忧患之际。也如孔子之感叹：“易之兴也，其于中古乎，作易者，其有忧患乎。”（《易经·系辞下》）
通过卫礼贤，《易经》的精神与智慧又传于荣格；正如荣格对于《易经》的切身感受：“卫礼贤的工作，给我们带来了中国文化的基因，给我们带来了一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世界观的中国文化基因”2。或许，劳乃宣也意识到了随后各种名义的“革命”，将给中国文化所带来的毁灭和劫难。于是，劳乃宣、卫礼贤以及荣格，皆可视为文化精神的守护者与传递者，既为使命与选择，也是命运和被选择。
完成这一使命后，劳乃宣也将其遗嘱托付给卫礼贤，希望卫礼贤将中国文化发扬光大，希望他们翻译的《易经》早日出版，然后这位中国文化的守护者便欣然离去。这也是命运使然，薪尽而火传。
礼贤中学旧址
在卫礼贤看来，中国智慧是现代欧洲的拯救者。在其《中国心灵》中，卫礼贤说：“中国人是如此古老，但无丝毫奴颜媚骨，矫揉造作，而是生活在孩童般纯真幼稚的精神中。纯真远非无知与野蛮，只有纯真的人才能达于人性最深处，那里才是生命之泉喷涌之所在。因此易经文化的管理智慧，中国人并不首先看重自己的外在所为，而只是视己为潜在的人。这种生存方式不是一种无生命的存在，而是一种祥和而具体的真实存在，这种存在方式产生的影响力是更有力的，因为它不是有意要造成这种影响，而且因为它表达了一些顺其自然的东西，因此不自觉地形成了巨大的平静和冷静。”
卫礼贤所传达的中国文化，正是荣格分析心理学发展的需要。卫礼贤一向把中国人的生活智慧理解为现代欧洲的药方和拯救手段。而在荣格看来，其临床心理学的经验，冥冥之中将其引向的道理，东方圣贤在很多世纪之前早已捷足先登。正是卫礼贤，被荣格称为中国精神的伟大阐述者，为其证实了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的这种相似性。
荣格认为，《易经》是以高度发展的中国精神行之有效的洞察力为基础的。“中国的这些洞察力植根于一种在很大限度上全面的、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。这些洞察力源自中国的远古文明，而这种文明则是从其最深层的本能中连绵不绝地滋生出来的。”（CW.13. § 2） 于是，荣格告诫其西方，“对于中国精神本文《易经》中的卫礼贤与中国文化(图)，我们丝毫没有轻视的理由。”
2016年，我们借第六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，在青岛召开“卫礼贤与中国，荣格与卫礼贤”的国际会议，并一起组织与策划，将“卫礼贤与中国”的电影翻译成中文。于是，有了在青岛卫礼贤故居召开的“卫礼贤与《易经》，《易经》与心理分析”圆桌会议。IAAP前任主席托马斯·科茨、默瑞·斯丹，副主席安吉拉•康诺利（ ），荣誉秘书长保罗•库勒（Paul ），爱诺思（）东西方文化基金会前主席克里斯塔•罗宾逊（ ），卫礼贤孙女贝蒂娜•威廉，以及资深心理分析师约翰·毕比（John Beebe）、约翰·希尔（John Hill）、保罗·布鲁奇（Paul ）等数百人与会，我们与默瑞·斯丹和山东大学易学家刘大钧教授一起主持大会，期间所讨论的主题，便是卫礼贤与荣格，以及他们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所搭建的桥梁。
第六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（青岛，2013）
在我们看来，卫礼贤在中国的25年，是其命运使然。他所感受与体验中国文化，也是这命运的内涵。如劳乃宣完成其使命，将遗嘱交付于卫礼贤便去世；如卫礼贤将其在西方发扬光大，悉心交付于荣格，也便与世长辞，犹如薪尽而火传，皆为命运的使者，中国文化的守护者。
托马斯·科茨与默瑞·斯丹对此深有感触，在他们看来，卫礼贤与荣格一起致力于构建东西方文化沟通的桥梁，是需要后人继续的事业。他们也将其努力推动的分析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作为这事业的组成。刘大钧则感动于卫礼贤和荣格对《易经》的贡献，《易经》中已是包含文化的生命，以及命运的哲学和心理学。
来到中国，来到中国青岛，大家都能感受到卫礼贤所说的“我在中国遇到荣格”的寓意，不管是将荣格视为中国大儒转世，还是觉察心理分析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共鸣与感应，还是在东西方文化的深处发现共同的心灵奥秘；大家也能感受到这命运的力量，以及使命的荣耀。
正如荣格对卫礼贤的评价，以及对自己的要求：“我们必须在更广的意义上继续卫礼贤的翻译工作，如果我们希望证明我们称得上这位大师的学生的话。中国哲学的中心概念是道，卫礼贤把它翻译为‘意义’。如同卫礼贤赋予东方精神财富以欧洲的意义一样，我们也应将此意义转入生活。这样做就是去实现道，而这正是学生的真正任务。”（C.G. Jung. : In . CW 15. § 78）如是，便是歌德的期望：东方与西方不再遥远。
卫礼贤说，他确信任何真正理解《易经》本质的人，也将由此获得充实，获得对生活与生命的体验与真正理解。卫礼贤认为，中国文化即是变易的象征，生命是一个双向运动，外向演化就是由萌芽发展为植物，而内向的演化是由植物变为新的种子，一出一入，出生入死构成了生命基本法则。
卫礼贤把《易经》作为孔子儒家和老子道家的共同理论，其中充满无意识心理学的象征性语言。张君劢评卫礼贤的《易经》翻译：“通过他对《易经》的解释以及他在中国学社1929年年底的两场演讲《对立和统一》，他要在古老的中国智慧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哲学。” 实际上，卫礼贤曾发表过有关《易经》研究的系列论文，如“变易与交感”、“《易经》的艺术精神”、“死亡与更新”、“变中之常”，以及“对立和统一”、“相反相成”等【见《变与常》（ und Dauer），1956】，而这种基于易学和中国文化的新哲学，也融入了荣格的分析心理学。
荣格说：“我们必须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继续卫礼贤的翻译工作，如果我们希望做老师有价值的的学生。卫礼贤将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道译作‘意义’。正如卫礼贤将东方精神财富的意义注入欧洲本文《易经》中的卫礼贤与中国文化(图)，于是，我们就应该将此意义融入生活。这样去做，也即，实现道——这将是学生的真正任务。”（C.G. Jung. : In . CW. 15.§89）
自从遇到卫礼贤，荣格便深深钟爱于《易经》。卫礼贤的《易经》德文版于1924年问世，荣格如获至宝。虽不能如孔子读易之“韦编三绝”，但荣格亦然是爱不释手，“居则在席，行则在橐。” 从此《易经》不离左右。于是，《易经》已在荣格心中，其中已是包容荣格的中国文化情怀。
实际上，我一直很好奇，作为中国文化众经之首，大道之源的《易经》，到底对荣格说了什么？当然，也可以说，荣格从《易经》中，所受到的启迪究竟为何？荣格之与《易经》，荣格从《易经》中所受的启示及其发挥，不仅充实了其分析心理学，而且影响广泛深远。比如黑塞，将《易经》及中国文化融入其文学创造，比如泡利，将《易经》及中国文化，整合于其物理学研究体系。
荣格在其《回忆·梦·思考》中说，“如何把握对立之整合易经文化的管理智慧，将我引向中国之道……惟有在我所思与研究到达关键之点，也即触及自性时，我才找到重返世界的归路。”（C.G. Jung. , , . New York, Books.1989.P.206）在荣格看来，通过中国的《易经》，“卫礼贤已为我们接种中国精神的生命胚基易经文化的管理智慧，这将使我们的世界观产生根本变化。我们将不再沦落为临渊羡鱼或品头论足的旁观者，我们已成为东方精神的参与者，并能够体验到《易经》的生命活力。”（CW 15. § 78）
我们喜欢卫礼贤的《中国心灵》，如其所说，“我有幸在中国度过了生命中25年的光阴。像每一个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很久的人一样，我学会了爱这个国家，爱它的人民。”我曾为其深深感动。我相信，作为中国文化使者的卫礼贤，也已获得他所热爱的中国之爱。
我们也由衷欣赏荣格心目中的卫礼贤，正如荣格所说：“卫礼贤在最高的意义上彻底完成了他的使命。他不仅为我们打开古老的中国思想宝库，而且如我所指出的，他带来了中国精神的根，滋生了数千年的根，并把他移植到欧洲的土壤之中。”（C.G. Jung. : In . CW 15. § 94）于是，荣格与卫礼贤，其共同的努力，不仅是已见的“东西方文化之桥”，也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种子，生命之根。
注：
1 转引自“揭秘劳乃宣在青岛的日子：卫礼贤曾拜师学译经”，《青岛日报》2015年11月19日。
2 荣格与卫礼贤合著《金花的秘密》，美国纽约1975年版，第139页（The of the : A Book of Life. New York. Books. 1975. P. 139）
